中國思想實現瞭史上罕見的知識輸出，中國學者要感恩“一帶一路”
在2017 年5 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先後舉辦瞭五場預熱講座，分別邀請瞭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知名“一帶一路”研究學者王義桅、趙磊、王文和柯銀斌就“一帶一路”的方方面面分享瞭看法。本文為“40 國宣講歸來看‘一帶一路’”的實錄整理。
“一帶一路”提升瞭中國學者的身價，中國知識與思想實現瞭輸出的狀態。人大重陽國際研究部主任陳曉晨博士也去瞭好多國傢，我和他是院裡出國最多的。賈晉京、相均泳博士剛剛從日本、科威特回來，還有楊清清主任、陳晨晨研究員、程誠博士研究員今年上半年還去瞭南非、俄羅斯、印度等。近年來，我們院有時候全院會議都很難湊齊人，每個人都在北京的日子不多，因為都受邀請出國，講述中國故事與“一帶一路”。我院高級研究員王義桅也受邀去瞭幾十個國傢。粗算一下，院內研究人員在過去三年總計去瞭近50 個國傢。更重要的是，去瞭那麼多國傢，買機票、衣食住行，基本都是邀請方掏錢。因為“一帶一路”，中國學者的身價開始有瞭。這是過去很少有的。所以，中國學者要感恩“一帶一路”。“一帶一路”讓中國思想實現瞭史上罕見的知識輸出。
中國崛起造就瞭中國新知識，中國知識的國際普及化造就中國學者的身價。中國學者崛起，代表中國思想和中國知識的崛起，那個時候，中國崛起才算邁過瞭非常大的軟實力門檻。現在，“一帶一路”讓中國逐漸成為知識輸出國傢，外國人想與中國合作，又不知道什麼是“一帶一路”，於是，我們可以教他們。
過去四五年，思想產業的中外交流出現瞭逆轉。越來越多的老外想到中國來開會，他們不會再提出要機票的請求。中國學者出去開會，都會提出你買機票，你不買機票我不來瞭。未來，我相信，遲早有一天，中國學者的身價會越來越高。這是中國身價，說明中國知識是有標價的。這個標價是中國學者勞動的體現。這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市場需求，是國際知識與思想市場的需求反映。國際市場決定，“一帶一路”造就瞭一個全球的思想市場，而思想市場推動中國學者的崛起。這是我的第一個觀點。
我曾經參與某個國傢的雙邊談判。文本前面原則性的東西談得非常快，基本上半個小時就通過瞭所謂共商、共建、共享等原則性問題，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通過也非常快。什麼卡殼瞭呢？就是下一步兩國對哪些具體項目進行合作的時候，耗瞭7 個小時。幾乎每一句話、每個項目名，都需要打電話回國核實，結果對方想加進去的90％的項目都做不瞭。這個經歷背後是很復雜的邏輯，中國在全世界來講是被需求方。中國的投資、中國的貿易、中國的商品、中國的發展經驗，確確實實是全世界的需求方，即使對西歐國傢來講，還是被需求方。此前，中國可能還是要悠著點。
在21 世紀初，中國走出去漸漸進入瞭3.0 時代
隨著中國國力提升，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在加快，中國資產在海外不斷增多，在21 世紀初，中國走出去漸漸進入瞭3.0 時代，特征是“三資”。那就是，“資金、資源、資質”。
在資金方面，2015 年開始，中國成為凈資本輸出國，中國對外投資額已超過外國對華投資額。在金融支持方面，銀行、證券、基金、保險等各類機構已將“一帶一路”視作施展拳腳的機會，均在尋求適合自身特點的投資模式，並提前研判獲取收益的時間窗口。
截至2015 年6 月末，共有11 傢中資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23個國傢設立瞭55 傢一級分支機構，並開始啟動“一帶一路”沿線合作的投融資建設；值得稱道的是，工行收購瞭土耳其紡織銀行75％的股份。同期的64 個“一帶一路”國傢中，共有21 個國傢的55 傢商業銀行在華設立瞭7 傢子行、17 傢分行以及41 傢代表處。以中國金融業為龍頭的全交易流程的跨境結算、融資、擔保、風險管理等服務正在全速地走出去；針對海外工程建設的各項出口產品責任保險在推進，證券業的開放與跨境服務在拉開；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也在起步；等等。
在資源方面，2011 年中國能後級擴大機推薦源消費量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走出去大量地購買礦石、油田。可惜，中國沒有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權。在資質方面，就是中國逐漸在金融服務、建築投標、承攬工程等方面漸漸開始制定自己的標準。
三個結論：
“一帶一路”的倡議才兩三年，但“一帶一路”的行動早已開始，呈現瞭代際的差異。
一是，比拼智力的時代真正開始瞭。“三把刀”是拼苦力；“三建”，是拼體力；“三資”，是拼智力。
二是，要有“金融強國”，讓對外投資更加精細化。中國要進入“人人懂金融”的時代。
三是，要真正睜眼看世界。真正去瞭解世界的規則，要以市場為資源配置的標準。
“一帶一路”與“綠色金融”結合更能體現國際貢獻
2016 年11 月12 日，第二屆“全球治理·東湖論壇”在武漢東湖賓館開幕，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綠色發展與全球治理”。本文是王文作為開幕式嘉賓的演講。
2015 年4 月，在先前綠色金融小組的基礎上，在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下，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成立，成為中國歷史上首個以綠色金融為主題的行業指導機構。截至2016 年4 月底，成員單位擴大到140 傢，成員單位中的金融機構所管理的金融資產餘額135 萬億元人民幣，占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65％左右。諸多研究項目如環境效益評估、環境壓力測試、自然資本估值、綠色股票指數、綠色債券評級等都取得瞭可喜的進展。
決策層與行業界的集體發力，使綠色金融在國內外都顯示出瞭崛起大國的後發優勢。2015 年秋季，習近平主席先後訪問美國、英國，綠色金融均是雙邊合作的重要成果。2016 年，在中國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籌備期，在中國與英國主持下，專門成立瞭G20 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通過四次會議討論，最終原則通過瞭《G20 綠色金融綜合報告》。綠色金融相關內容在2016 年9 月也正式寫入《G20 領導人公報》中。
2013 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同樣也需要從“綠色金融”的發展中吸取經驗。目前，“一帶一路”正在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戰略，旨在新時期統籌陸海開放、協調東西開放，深化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傢在經貿、人文、科技、生態等多領域的合作交流，進一步推音響後級系統動中國可持續發展。
“一帶一路”作為新形勢下中國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如果能與“綠色金融”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不隻有助於落實此前“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的發展戰略，更將體現出中國日益上升的領導力和國際貢獻，推動改善全球的投資質量，為復蘇全球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發揮積極的作用，最終塑造中國在綠色發展方面的負責任大國形象，為後發國傢“彎道超車”增加瞭概率。
作為一種市場化的制度安排，綠色金融可以通過多種金融工具和交易方式，發揮金融杠桿作用，提供與“一帶一路”戰略相匹配的綠色金融供給，積極發展綠色經濟，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改善相關國傢的生態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例如，中國農業銀行在2015年10 月在倫敦證券交易所成功發行上市首單10 億美元等值的綠色債券，募集資金投放於按國際通行的《綠色債券原則》（GBP）並經有資質的第三方認證機構審定的綠色項目，覆蓋清潔能源、生物發電、城鎮垃圾及污水處理等多個領域。這是“一帶一路”國傢的金融機構共同合作，支持綠色產業、聯合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所做出的一項典型案例。
另一方面，在綠色金融相關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控政策尚未落地之前，需要讓那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傢在經濟發展中遇到工業化進程和全球產業轉移帶來的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多種問題時，逐漸產生推動經濟轉型、走綠色發展之路的意識。
如果中國能夠讓綠色金融融入“一帶一路”的建設中，采用金融手段優化配置資源，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源投向綠色產業，控制並減少污染型投資，健全關於環境、社會和治理（統稱為ESG）方面的一系列標準、指引和操作流程，督促相關金融機構有效地識別、計量、監測、控制投融資活動中的環境和社會風險，在投資項目的具體運作中以綠色金融政策落地為抓手，那麼，當地國傢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可能由於投資方向和風險管理失誤產生負面的環境影響，有時會引起抗議、暴力沖突甚至死亡等事件的可能性將會大大降低。從這個角度看，綠色金融將會大大潤滑“一帶一路”的推進進程，讓投資項目的運營盡量減少由於生態破壞產生的不可控性和不必要的嚴重的經濟損失，也將減少給來自於中國的投資項目和投資者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
另外，綠色金融工具在“一帶一路”地區的推廣和普及，將是對金融機構國際投融資策略的一次重大提醒，讓金融機構不僅應該滿足當地某些社會群體的短期需要，而且要顧及該地區長期發展的需要。比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投資方向之一是生態環保等項目建設。有理由相信，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未來的投資決策中將踐行綠色金融理念，在相關投融資中高度重視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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