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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級軍官在法庭受審。左起為佐佐真之助、上坂勝、藤田茂、鈴木啟久。
1954年，中共中央收購餐飲設備決定審理日本戰犯，最高人民檢察院接受這一任務後，調井助國去參與這項工作。到高檢後，井助國被分配在五廳（勞改監督廳），任副廳長兼東北工作團（審理日本戰犯的專門機構）副主任，後去瞭撫順，兼任三室主任，分工是負責戰犯管理所的一些工作和對戰犯中尉官以下700餘人的審理工作。
本文口述者井助國曾任審判日本戰犯東北工作團副主任、太原特別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員，青海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檢察長。
工作開始後，我和同志們發現，大部分日本戰犯否認自己有罪，百般不服管教，處處挑釁搗亂，氣焰相當囂張。他們還頑固地堅持軍國主義思想，被“武士道精神”洗腦，動不動就以剖腹自殺相威脅，叫囂是“戰俘”不是“戰犯”。我們隨即加強瞭政策引導、時事教育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教育，特別是高檢副檢察長譚政文同志在一次對戰犯的講話中，發動尉官級別戰犯揭發批判日本軍國主義首腦的罪惡以及上級軍官的罪行。此舉取得瞭很大成效，在戰犯中掀起瞭一個面對面揭發批判活動的高潮，嚴厲打擊瞭一批冥頑不靈的戰犯的囂張氣焰，揭露瞭他們的拖延伎倆，促使其真正低頭認罪。如日軍陸軍中將、五十九師團師團長藤田茂在審訊時曾向我表示：下級士官面對面揭露上級長官罪行的事，“簡直是他們皇軍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他願意如實交代罪行。截至1954年年底，我們基本上完成瞭對700多名尉官以下戰犯的結案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後，一部分日本軍人沒有回國，而是參加瞭閻錫山等國民黨部隊，繼續與中國人民為敵，在戰鬥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1949年後，這部分日本戰犯共140人，被關押在山西省太原戰犯管理所。1955年，我去太原戰犯管理所負責太原在押的日本戰犯的審理工作。1956年審判戰犯開庭時，我還負責太原的審判工作。記得當時依附閻錫山的日本戰犯城野宏（被俘時少將軍銜），就是由我代表國傢向法庭提出起訴的。
由於教育工作開展得非常好，這批日本戰犯已經認識到自己的罪行，致使太原審判的結果比我們預期的情況好得多。法庭審判開始後，日本戰犯不僅沒有一個提出過否認其罪行的言論，實際上，他們在法庭上主動供認的罪行比我們起訴的罪行還要多，且供認時沒有一個不表示痛恨自己犯下的罪行。法庭宣判處刑決定後，這些戰犯當庭向法庭審判長、檢查員、律師以及受害者、證人、旁聽群眾磕頭謝罪，虔誠地向中國人民請求寬恕，並紛紛表示感激我國政府的寬大政策。經過特別軍事法庭的庭審，分別判處罪二手設備收購行較重的富永順太郎、城野宏等9名戰犯有期徒刑8至20年。其中城野宏等7名戰犯因有餘刑而被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繼續改造。
戰犯城野宏的妻子城野凌子是個大學助教，從日本啟程來我國探望時，有一傢報紙曾給她出“主意”，授意她到中國後，一口咬定城野宏不是戰犯、隻是戰俘，還許諾她如果照做的話，就給她一筆巨款。城野宏的妻子到太原後，我們即刻允許她和城野宏會面，把預審室騰出來，安排他們住在一起。她感慨地說：“真不像在監獄裡。”期間，城野宏對妻子坦誠地說明他就是戰犯，還向妻子講述瞭他所犯下的罪行。我們也給城野凌子播放瞭城野宏在法庭上做認罪陳述時的錄音。城野宏的妻子在得知真相後，明確表示自己的丈夫城野宏不是戰俘而是戰犯，在中國犯下嚴重罪行，並立即對曾向她約稿的日本某報社表示：文章可以寫，但要如實反映情況，絕不允許那傢日本報社按其“需要”改動一個字。此後，她還在我國的廣播電臺發表講話，明確承認城野宏是戰犯並在中國犯有嚴重罪行，同時感謝中國政府的寬大處理和給予城野宏的人道主義待遇。
太原公判結束後，在太原的日本戰犯也全部集中到撫順。在管理所舉行的文藝活動中，城野宏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來中國的戰犯傢屬觀看戰犯自編自演的文藝節目後，也和戰犯們一起跳舞。會餐時（因我們是代表國傢的檢查員未參加會餐，由管理所出面），戰犯們對管理所工作人員給予的改造教育衷心地感謝，拉著我們幹部的手泣不成聲。
日本戰犯真正低頭認罪、被改造過來後，他們流露出的感情真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台中二手餐飲設備買賣我們曾組織戰犯們到各地參觀。記得滿載著戰犯的火車行至宛平城時，廣播員剛一廣播前方是盧溝橋，全體戰犯就不約而同地一齊跪在車廂內，向中國人民表示謝罪。直到火車駛過盧溝橋後，他們才站起來回到各自的位子上。
戰犯們在獄中接受瞭良好的改造，被釋放回國以後，還和我們通信不斷，談他們的生活以及各種各樣的事情，字裡行間表達出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感謝、尊敬和熱愛。記得一個戰犯來信說，他的妻子聽說瞭中國政府對他們的人道主義待遇和寬大處理後，非常感動，並定下傢規，以後睡覺不讓腳朝著中國方向，而是要頭朝著中國方向睡。還有一個戰犯來信說，他的妹妹聽說瞭他對中國情況的介紹後，她也想學習中國婦女的美德。女戰犯二越華子，在我國衛生部李德全部長訪日時給李德全部長當翻譯，事後二越華子來信說，她為中日友好做瞭這件事感到說不出的高興，並表示今後願繼續為中日友好而工作。
上述提到的藤田茂於1963年2月被提前釋放回日本。回國以後，被選為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長，積極開展日中友好、反戰和平運動。1965年、1972年兩次率領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代表團訪華時，都受到瞭周恩來總理接見。
事實證明，我們改造日本戰犯是成功的。絕大多數日本戰犯回國時，把他們在中國的學習心得和寫的材料帶回日本，曾連續寫文章在報紙上發表，闡述事實真相，稱贊新中國的偉大，並同日本的反華勢力進行瞭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在高檢時曾看過幾篇城野宏寫的回憶文章，其中曾這樣評價解放軍的勝利原因：
通過國共之戰，使我深感如此與群眾打成一片，並得到群眾支持的軍隊，是多麼有力而強大，而沒有這樣的支持，是何等的軟弱，我最終找到瞭解放軍取勝的答案是：解放軍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戰爭，解放軍是人民的軍隊。
沈陽、太原兩地的審判實況，後來均制成影片，取名《正義的審判》，後來公映並引起很大反響。
（本文由井助國子女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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